左顺门外,修典值房的灯火一连数夜未熄。
李一元与罗万化相对而坐,桌案上摊开的稿纸已经写了七八稿,却始终未能定稿。
问题不在于“海外纪功仪制”本身的条文,这些仪制规程,对李一元这样一生治律的大家来说,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事。
真正的难题在于,这篇仪制要如何开篇。
“若直书‘奉旨立柱,恐后世以为此举乃天子一时兴起。”
罗万化揉着太阳穴,声音带着几分疲惫,“可若绕开陛下不提,又于礼不合。”
李一元缓缓摩挲着手中的毛笔,半晌才道:“问题的根子,不在我们怎么写,而在朝中有人怎么看。”
他这话说得含蓄,但两人都心知肚明。
消息传开已有数日,科道那边的反应,比预想中来得更快、也更猛烈。
最先发难的是都察院的佥都御史吴之佳。
此人在隆庆朝就以敢言著称,曾因弹劾某位勋贵侵占民田而被贬谪,后来复起,脾性不改。
他在给内阁的奏疏中措辞激烈:
“臣闻陛下欲于安南立铜柱以纪功。夫铜柱者,马援旧事也。然援立柱之时,交趾初定,柱在而疆界明。”
“今安南虽复,然疮痍未平,百姓未安,朝廷不先抚恤黎庶、整饬吏治,而汲汲于立柱勒石,臣恐此非盛世所宜有也。”
这篇奏疏在内阁被留中,却不知被谁抄了出来,在科道同僚间传阅。
一时间,附和者众。
兵科给事中陈与郊紧随其后,上了一道题为《论立柱非今日急务疏》的长篇奏议,洋洋洒洒三千言,从“三不可”立论:
“一曰,劳民伤财。铜柱之制,高可丈余,重逾千斤,铸之需铜、运之需船、立之需役,一柱之费,少说数千银元。今南洋初定,百废待兴,此数千银元若用于安南赈济,可活多少百姓?若用于新军饷银,可养多少士卒?以
有用之财,立无用之柱,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
二曰,启边衅端。安南虽复,然其地豪酋林立,心向各异。朝廷立柱于其地,名为纪功,实为示威。豪酋见之,或生怨怼;百姓见之,或生惶恐。昔马援立柱,交趾复叛;张奂勒石,羌人再反。前事不远,可为殷鉴。
三曰,导君于奢。陛下春秋鼎盛,正当勤政爱民、修德省身之时。今立柱之议起,臣恐从此之后,奇技淫巧、珍玩宝货,争相进献,以媚君上。一人之欲易纵,天下之财难继。愿陛下三思。”
这道奏疏送进内阁后,高拱面无表情地批了四个字:“所奏已悉。’
便再无下文。
但科道那边的暗流,并未因此而平息。
河南道御史李植,在给同年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:
“诸公皆知,此议背后必有苏某人在。苏某人自掌吏部以来,揽权日甚,今又以立柱媚上,欲借修典之名,收天下之权于内阁。此其为谋之深,岂在铜柱乎?”
这封信不知怎么流传了出来,在科道间传抄甚广。
与此同时,南京那边也传来了反对的声音。
南京户科给事中姜士昌上了一道《论修会典不宜操切疏》,措辞虽然没有北京同僚那样激烈,但态度鲜明:
“《大明会典》乃国朝根本大法,历朝修纂,皆旷日持久,集天下英才而为之。今以数月之限、数人之力,欲成一代大典,臣恐其疏漏百出,反不如旧本之可用。且修典之事,当以厘清旧制为先,以增补新章为后。今不先理
旧,而遽立新章,臣不知其可也。”
这些奏疏和言论,看似各有道理,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:
反对以立柱为由推进修典,反对通过修典确立新的权力格局。
苏泽坐在吏部公房里,面前摊着一叠抄来的奏疏副本。
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,神色平静,看不出喜怒。
坐在他对面的沈一贯,却有些沉不住气:“子霖兄,科道那边闹得越来越凶了。再这么下去,恐怕不等李阁老那边拿出初稿,朝中的反对声浪就能把修典之事淹了。”
苏泽放下手中的奏疏副本,端起茶盏饮了一口,缓缓道:
“肩吾兄以为,这些反对的声音,是冲着铜柱来的,还是冲着修典来的?”
“自然是冲着修典。”沈一贯想也不想,“铜柱不过是个由头。真正让他们坐不住的,是修典之后,阁部权责分明,内阁统摄六部,他们这些科道言官再攻讦大臣,就没那么容易了。
苏泽点了点头,又问道:“那肩吾兄以为,我们该如何应对?”
沈一贯沉吟片刻,道:“以子霖兄在朝中的根基,大可让吏部发文,严斥这些言论。或者,让内阁下个条议,约束科道不得妄议修典之事。”
“不妥。”苏泽放下茶盏,轻轻摇头,“若以吏部或内阁的名义压制言论,反倒坐实了‘揽权的指控。况且,科道言官有风闻奏事之权,这是太祖定下的规矩。若我们以权压人,即便压住了,也失了人心。”
“那子霖兄的意思是....……”
苏泽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从案头抽出一张纸来,递到沈一贯面前。沈一贯接过来一看,上面只写了一个名字:
“徐渭。”
沈一贯一怔:“徐文长?子霖兄要请他出面?”
“可是徐文长虽然有文名,靠他如何压制清流的汹汹议论?”
苏泽微微一笑,说道:
“清流之议,若是能代表民心,那就算是陛下都要退让。”
“可若他们所议,不能代表民心民意呢?”
沈一贯和罗万化对视一眼,事到如今,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等两人离开之后,苏泽召来胖鸽子。
给了粮袋后,苏泽将安南立柱、重修《大明会典》的来龙去脉,以及科道清流的反对之声,简明扼要地写在信上。
末了,他郑重写道:
“在下想请先生写一篇文字,颂扬我大明自隆庆以来开疆拓土、将士浴血之功,以正视听。”
胖鸽子展翅而去。
次日,徐渭的文章就带回来了。
三日后,《乐府新报》头版,刊出了一篇署名“青藤先生”的长文。
标题只有八个大字:
《海外铜柱立纪表文》。
文章开篇,没有直接谈立柱,也没有谈《大明会典》,而是从嘉靖朝的东南倭患说起:
“世庙嘉靖中,东南倭患。倭寇所至,焚掠一空。江浙之间,赤地千里。朝廷征调狼兵、土兵,费帑无算,而倭势不减。盖其时海防废弛,卫所空虚,倭船所至,如入无人之境。每念及此,未尝不扼腕长叹也。’
这段文字,勾起了无数东南百姓的记忆。那些年,倭寇横行,多少人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。即便是在京城,也时常能听到来自东南的噩耗。
文章接着写到胡宗宪、戚继光、俞大猷等人的抗倭功绩:
“时有胡宗宪督师东南,以奇计破;戚继光练新军于义乌,俞大猷习水战于闽海。血战十余年,倭患始平。然此战,亦耗尽了东南半壁的元气。自倭乱之后,江南富庶之地,十室九空;沿海良港,商船绝迹。祖宗留下的海
上基业,几为之一空。
读到此处,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已红了眼眶。
文章笔锋一转,写到了隆庆开海:
“先帝隆庆登极,以雷霆之势,开海禁、设市舶司、许民间造船出海。当时议者汹汹,以为开海必招倭患复起。然先帝不为所动,诏曰:‘海者,天地之藏也。闭之则困,开之则通。朕不为一家之私计,而为天下万世开太
平。”
“诏下之日,东南百姓奔走相庆。商贾扬帆出海,船队络绎不绝。昔时荒凉之港口,今成繁华之都会。昔时废弃之船厂,今造巨舰如林。开海不过十余年,天下商税之入,已倍于农赋。”
这段文字,让读者们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。
隆庆开海,是所有人亲身经历的盛世。
从那时起,物价稳定了,市面繁荣了、海盗绝迹了,这些变化,每个百姓都看在眼里。
文章继续写道:
“开海之后,朝廷以海贸所入,练新军、铸火器、造飞艇。于是有南海之征,扫荡群盗,廓清万里海疆;有吕宋之役,驱逐佛郎机人,收复祖宗故土;有西南改土归流之役,数百年割据之土司,一旦归顺王化;有辽东边镇之
整饬,昔日侵扰之胡骑,如今望风远遁。”
“至于安南,自我成祖皇帝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,弃守反复,已逾百载。隆庆五年,朝廷命将出师,水陆并进。将士浴血奋战,前仆后继。有战殁于阵前者,有伤病于病者,有积劳成疾而死于军中者。其功之伟,其烈之
壮,千古之下,犹有荣光。”
读到这里,不少读者已是热血沸腾。
那些被文官们轻描淡写带过的征伐,在徐渭笔下,变成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史诗。
文章的高潮,是对未来“立柱纪功”的设想与阐述:
“今陛下欲立铜柱于安南,以纪先烈、诏示后人,此非好大喜功之谓,乃守土有责之义也。
夫铜柱者,非石也,非金也,乃心也。一柱立,则万民知此为大明之土,知此功为先烈之功。商贾往来,见柱而知此地王化所被;百姓耕作,望柱而知此身乃华夏子民。柱在,则疆界在;疆界在,则寸土不让。”
“马援立柱,交趾虽叛,而柱在人心。今我大明立柱,非徒立一柱于海滨,立千千万万之柱于百姓心中也。柱不朽,则功不朽;功不朽,则国不朽。”
文章最后,徐渭以一段慷慨激昂的文字收束:
“夫以嘉靖之难,隆庆之兴,万历之盛,其间耗费多少心血,牺牲多少将士?若无一物以纪之,将何以告慰先烈?将何以昭示来者?
今海外初定,铜柱将立。臣虽老迈,犹能执笔为文,述先烈之伟绩,传万世之英名。愿陛下毋惑于浮议,毋动摇于流言。立柱非奢,乃国之大典;纪功非虚,乃军之魂魄。
草民渭顿首再拜,谨表以闻。”
这篇《海外铜柱立纪表文》见报当日,京城纸贵。
《乐府新报》加印了三次,依旧被抢购一空。
街头巷尾,茶馆酒肆,处处都能听到有人在高声诵读这篇表文。
识字的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,读过的人讲给没读过的人听。
一位在茶馆里听读完表文的老者,拍案而起,老泪纵横:“我儿就是隆庆五年战殁在安南的。朝廷一直没有个说法,今天总算有人记得他们了!”
在城南的书肆里,几个国子监生围着新买来的报纸,一边看一边议论:
“徐文长这篇文字写得真好,读来让人热血沸腾。开海以来,朝廷确实做了不少大事,只是咱们平时不知道罢了。”
“可不是嘛!”另一个学生接口道,“前几日还有人在传,说什么立柱是劳民伤财。看了这篇表文,我才知道,那柱子上刻的不只是功绩,更是对将士们的交代。”
“对!有功不叙,何以劝后来者?这个道理,谁都明白。”
类似的情形,在京城的各个角落同时上演着。
而科道那边,原本蠢蠢欲动的反对声浪,在这场民意的洪流面前,忽然安静了下来。
不安静也不行。
这篇表文一出,百姓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立柱,那就是跟老百姓过不去,跟阵亡将士过不去,跟整个大明的国运过不去。
再说,徐渭虽然无官无职,但他在文坛的地位太高了。
而且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,‘柱在人心”、“功不朽则国不朽’,这种话读起来振奋人心。
此时大明的人心正处于向上的阶段,国族的荣誉感已经萌发,也需要通过立铜柱来凝聚。
次日清晨,圣旨再度颁下:
“安南立铜柱一事,准依《大明会典·海外纪功仪制》办理。着工部会同兵部、礼部,择吉日动工。柱成之日,朕当亲撰祭文,告于太庙。”